在一本记述中国妇女NGO组织成长的书里，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的创始人王行娟这样写到：“到2008年10月7日，红枫中心就成立20周年了。 20年草根组织之路的确很辛苦、很不寻常。在这20年中，我的头发从黑变灰白，最后一片雪白，都找不到几根黑发了。我也从年近60还算年轻的老人，进入到 年近80老老人的阶段了。20年的时间似乎只是一瞬间，倏忽就过去了。当年一大群知识女性聚集到我家，纵论成立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研究组织意义时的情景， 中午大家以炸酱面裹腹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但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红枫中心已经从母胎的躁动成长为青春少女了。” “神仙会”催生中国首个妇女NGO 王行娟，1988年创立红枫中心的前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家专项从事妇女社会工作的草根NGO组织。 中管院妇女研究所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在这一年，创始人王行娟从北京出版社的岗位上离休。她感受到当代女性的困惑，希望能为她们做一些事情。 于是，在1988年2月27日，王行娟召集首都女界的精英开了个“神仙会”，讨论成立一家民间组织——妇女研究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神仙会” 就在王行娟家里进行。开到中午，大家还意犹未尽。 王行娟做了炸酱面招待大家。于是有人把这次会议称作“炸酱面会”，自豪地称自己是“吃过炸酱面的人”。正是这次会议酝酿了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的创意，描画了它的宗旨和雏形，催生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组织的诞生。 在24年前的那个只有炸酱面庆祝的神仙会上，王行娟老师明确表达了其后24年不曾改变的志业初衷：结束中国妇女以受害者自居的历史，让她们主体意识得到觉醒，让妇女依靠自身的力量重新找到她们的出路和位置。 现状依然艰难 在2012年的苦夏北京，记者到家中拜访了这位82岁的老者。她银发胜雪却依然睿智敏捷，虽已退休在家但还是不停歇的忙碌着中心的很多活动和项目。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不由得还是说到红枫中心艰难的现状。 2009年中心理事会换届时，王行娟就辞去了理事长职位，原因是年岁太大了。临从岗位上下来时，她算是给红枫留下了一些家底儿的，但是这几年来红枫中心 依然生存艰难。像记者之前结识的其他红枫员工一样，她承认制约红枫发展有一部分原因是人才匮乏。原有的员工工资本就很低，很难留住有能力的人才，而随着全 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国外基金会两年前断了给中心的“洋奶”，中心必须自己想办法维持员工工资开销。在现在的中国草根公益领域，妇女项目特别是妇女心理咨询 项目是不太容易得到资源的。一方面是妇女工作本就边缘化，而妇联系统作为中国妇女的全面代言人，女性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中举凡大小事务在政策上都是妇 联的管辖范围，草根NGO空间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在企业CSR部门需求的项目中，妇女项目由于经常关注性别平等、家暴、维权等等并不“阳光”的一面，而 且缺乏曝光率和宣传效应也往往不受重视。“大家都喜欢做扶贫，做学校或者教育，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做心理咨询，做妇女权益。不少好的妇女NGO组织生存艰 难，政府、企业、基金会，都不是很喜欢和我们合作。” “有人说24年了你们还那么弱小啊！我说，24年是在石头缝里的一捧土里艰难地发芽生长着，二十多年来，活下来了，有了一点点发展，攒下很多扎实的经验和数目可观的案例。”红枫活到今天虽然还在生存线上挣扎，但并不感到自悲，反而有些许骄傲。 红枫中心的现状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性别领域各种NGO组织的生存状况。据王老师回忆，数年前由一家基金资助每年一次的业内NGO组织交流和沟通，这些 年几乎没有了。而新成立的NGO组织很少愿意把视点专注在妇女工作上，大家都知道不好做，“做NGO也不做妇女NGO”。南方有些组织还在社工、社区等方 向有这个领域的尝试，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也许将来也是个趋势。 心理工作生长的沃土，理论上应该是在社区，红枫的实践也证明了心理工作 在社区的作用确实很明显。天津地区每个社区都成立了“半边天家园”，这是“和谐天津”项目的重中之重，而这个模式就是从2001年到2005年间红枫中心 与天津市妇联合作的。这个项目始终没有在北京开展。红枫中心虽然根据地一直在北京，却在北京始终没有申请到民办非营利机构资质。一个用24年证明自己社会 价值的组织创办人面对资质注册问题显得非常无奈。 用生命影响生命 红枫中心最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当属红枫妇女心理咨询热线和反家暴热线。在国内的妇女心理和反家暴工作中开设公益热线也是红枫首开先河，第一条热线开通是在 1992年。作为一个民间公益组织，热线费用都需要红枫自己筹集，二十年来不少国内外基金和机构都支持过这个项目。而红枫也帮助各省相继开通了很多自己的 热线服务，并积极组织国际间公益热线组织的沟通交流，邀请专家给各地组织做专业的培训。红枫热线的目标就是：让妇女热线遍及中国大地。 这样一条电话线连接的总会是一个不幸的故事或者困惑彷徨的女人，王行娟老师在心理热线的岗位上值守过无数日日夜夜。在这样数十万个电话案例(每个电话少说要半小时到一小时甚至更久)的交流中，红枫实现着自己的终极目标——用生命影响生命。 女性要自醒和独立 说到从事妇女工作，王行娟老师感慨颇多。 人生而自由平等，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认知和信念，而对于妇女还有很多的不平等。做社会工作的女性很多，而妇女的NGO组织很少。不仅在NGO领域， 现在社会的其他方面也很明显，大学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女性社团，而女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现在也很少，获奖的女科学家女工程师更少，这一点其实已经有很多机构 和政府部门注意到了。在政治上女性从政本来有一定比例，但差额选举又往往“差”掉了女性。在某些范围内，女性能持续工作的比例都在减少，在我们和大学生的 一些互动交流中，会有女学生提出观点说做得好不如嫁得好，而提出这样观点的不少是刚毕业的学生。女性在不自知地逐渐退后到男性背后。
女性的觉醒根本上是要先从心底里自我认可，要认清自己是有独立性格的，只有自觉才能自醒。 “现在呼吁男性和女性是伙伴关系来建设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弱，女人更多是支撑男人，为什么不能并肩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中国现在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吃不上饭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这是片面的。一个国家的进步首先是社会形态的进步，而只有从心理上关注了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个社会才能得到进步。 红枫中心关注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女性的心理成长，从组织成立之初，就定下了用心理咨询专业的工作影响和改变几千年积习下来的妇女的自卑和依附。 “几千年来都是男尊女卑，而妇女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存，她从来都是辅助的、弱者的、边缘性的。 所以造就了她性格上的自卑自弱，即使他有再多的才华和成就，她也想把它掩盖起来，做一个贤妻良母。”这是中华女性的美德，也是悲哀。三从四德告诉旧中国 的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还要从子。新中国以后，女性在法律上得到了认可，心理上还是“从”的，还多了一个“从单位”，所以一旦下岗，那么多妇女就 失去了心理倚靠，不愿自己主动去社会上寻找新的价值体现。也是这种社会现实和历史事件催生了红枫中心的诞生。 从组织成立之初到现 在，24年来红枫依然觉得妇女NGO应该在女性心里燃起一点独立人格的光亮，做妇女工作的根本目的还应该是赋权女性，让女性真的和男性在人格上平等。心理 工作是内心相互碰撞的工作，王行娟在这条道路上从不认为自己是在奉献，而是在通过帮助别人来完善自己，和每个不同的人生经验交流都会有所收获。红枫中心的 核心理念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王老师解读：“用生命影响生命是一个相互的过程。”红枫能走这么久，志愿者一路随行，棒打不散，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这个理念，它 让所有的参与者感受到红枫的一路成长。 王行娟老师和记者饶有兴味地聊起宋庆龄，聊她的坚持和独立。记者也和王老师谈到自己被宋美龄在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上的气度深深打动。然后王老师略作沉吟说到：“芦荻也能活着，但人活着首先需要懂得自尊。中国的妇女解放工作真的还很长，不能光 靠我们这些老一代人。” |
